近几天，录制的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的最高经济学家陆磊(有10年后中央银行政策研究室的工作经验)通过观看基金公司的基金管理者们的讲座，感觉在陆磊先生的6小时讲座中学到的宏观经济学的知识比在恢复日上半年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中学到的要多。总结归纳起来学到的心得有如下几点:

　　

　　第一，初中宏观经济学理论背后存在隐性假设条件，但课堂过于重视教条式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式的背诵和记忆，忽视了这些经济理论隐性假设条件和逻辑推理过程，结果利用这些理论预测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运行会产生很大的偏差和错误如，在宏视经济学理论中投资需求与利率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当利率上升时，投资需求减少，反之则相反。建立这种关系的前提是投资部门]主要是私营部门，他们的投资决策是合理的。它将权衡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和贷款利率。如果贷款利率提高，回报率较低的项目将因无利润而终止。但在中国国有企业占据了中国的大半江山，它们存在着道德风险，即这些国企的管理层做出投资决策的出发点考虑的是自己通过做项目可以捞多少灰色收入，项目做下来能为地方政府贡献多少GDP,而不是考虑做这个项目企业可以赚多少钱，风险有多大。结果是，国有部门的投资需求与贷款利率关系不大。即使投资项目回报率低，甚至没有银行贷款，国有企业仍然有很强的投资需求，因为只要有投资，国有企业官员就可以赚取更多的灰色收入，为他们的晋升提供更多的政治资本。至于这个项目能赚多少钱，这不是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即使项目不赚钱，国有企业短期内也不会面临破产风险，银行和地方政府将为国有企业买单。这样，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随着国有企业主导投资和利率上升，投资需求不会下降。总之，在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各种经济政策的效果时，我们必须注意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和逻辑推理是否与中国的经济环境相一致，否则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心得、学习心得、短期经济预测相关因素过多难以把握，中长期因素比较容易确定，在今后的投资中宏观经济分析家对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预测不太重要，将注意力放在确定的中长期经济前景上。陆磊的中国短期经济波动预测的分析框架主要包含了三个主要因素:

　　

　　(1)宏观经济变量的微观基础，即构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国外需求)的微观基础。如果对美国的净出口是主要的决定因素，那么美国消费的复苏将对中国的净出口产生更大的影响，投资需求将对国有企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在投资需求分析中，应分析国有企业对相关经济变量的响应函数。

　　

　　(2)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主要是指经济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例如，中国和日本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是政府主导的，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在分析宽松货币政策对不同国家经济的影响时，应考虑不同经济体系下货币政策的影响。(3)政策偏好和政策取向是指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的政治目标优先于哪一个，即确保经济增长或调节收入分配。在不同阶段，经济波动的主导因素完全不同。例如，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市场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政府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即收入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受到抑制，而民营经济通过创业板等融资渠道发展。在这种实体经济下，股市也显示主板市场被低估，而创业板等公司被高估。没有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观察和深厚的政府关系资源，很难判断哪些因素在短期经济波动中起主导作用。即使有上述资源，预测短期波动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对于投资来说，投资应该做到准确率高，相对确定，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劳动力少。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分析框架主要在分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因素收益是否可持续提高的同时，还要看中国制度改革能否充分利用这些因素。从劳动力因素来看，1999年以来大学生的扩招(2015年近600万毕业生)是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要这部分大学生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不是大问题。改革开放30年后资本要素的积累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技术要素依赖于全球创新活动的结果。在制度方面，读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人都知道，在1990年邓小平南方巡回演讲之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政治阶层的常识。我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为促进经济发展而进行的体制改革充满信心。简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中长期发展前景是比较确定的。至于短期经济波动，我认为更难把握，所以这种不确定的判断在未来的投资中会耗费较少的精力。

　　

　　最后，通过了解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决策机制，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决策体系有了更深的了解。央行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GDP是否增长是第二个目标，当通货膨胀发生时，央行必须承担责任。?经济上升时，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受到鼓励，与中央银行无关，同样经济下降，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委员会受到惩罚，与中央银行无关。至于利息，中央银行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决策权是国务院，利息是调节通货膨胀的工具，也是调节收入(政治)的手段，中央银行不能增加利息。?国务院负责是否增加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