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过去的经济改革，它总是以问题为导向。供给侧改革应该改变什么，取决于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在全球经济的“新平庸”下，一些经济体希望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财政刺激政策上寻求突破。然而，在仍处于中高速发展和不断演变的中国，政策制定者选择了更加重视供给方面，努力巧妙地利用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来推陈出新，从而在中国创造一个更具竞争力和活力的新经济。为此，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到侧面结构改革，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了淘汰产能、库存、杠杆、降低成本、修复短板五大任务。2016年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研究了供给侧结构改革计划，表明这一改革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供给侧改革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提高质量和效率，建立供需匹配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它正处于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其背后是结构、权力和制度政策环境的转变。因此，也可以称之为“转型再平衡”，即从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需平衡到中高速平台上的供需平衡。过去，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需求高峰。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出口的高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虽然需求增长率下降，但供应方相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小于需求下降，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负增长。

　　

　　当中国经济达到中高增长的平衡点时，将会出现两个“底部”。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从以前的高增长下降到最近的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由负变正时，这将是一个信号，表明房地产投资的经济增长率，甚至中国经济从需求方面已经见底。据估计，这种“需求底部”可能会在明年年中左右出现。另一个是“效益底部”，即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由负变正，持续增长得以保持。这种“底部利益”的出现直接取决于产出减少的强度和进展。但目前，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福利底部”落后于“需求底部”，并且不能长期出现，经济很可能陷入低福利、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要摆脱这一困境，当务之急是高度重视和大力降低产能，解决其他领域的“低效萧条”问题。这涉及需求方政策的局限性。供求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所谓的“三驾马车”是对需求方消费、投资和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些人认为，谈论供应方结构改革就是否认“三驾马车”。这种观点将导致误解，并低估供应方结构改革的重要性。为解决当前转型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得，而是不能单纯依靠需求侧政策，难以集中精力。

　　

　　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供应方改革还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并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如减税等供给学派强调的措施，但重点仍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开放要素流动渠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而言，优先事项和关键改革领域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要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减少生产，在一定时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的方法是通过市场导向的适者生存挤出过剩产能。可以考虑在国家一级确定总的减产能力，根据目前的产量向各地区分配减产配额，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既不能减产配额，也可以购买劣势企业的配额。与此同时，为解决“人”和“债务”问题提出了有效的政策。例如，一些国有资本已经转移到社会保障基金，以解决员工安置问题。允许核销相关银行的坏账。同时，要推进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并购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垄断行业改革。为了放宽准入，我们必须“缩小”和“扩大”。引进新投资者，鼓励和加强油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行政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的竞争。从表面上看，在一些领域已经有了大量的投资。如果放宽准入，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仍有巨大的城市化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它们之间。为了将以前孤立的海岛城市转变为网络城市，进一步扩大城市带和城市圈，促进大城市间大量小城镇的发展，促进连通性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人口生活和产业布局的再分配，将会带来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如果农民想去城市，城市里的人和基金也愿意去小城镇和村庄。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打破城乡之间对土地、人口和资金流动、贸易和优化配置的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限制。只有在所有权确认的基础上，允许农民拥有的资产流动和交易，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真正保障其利益。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精细化生产。虽然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制造业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取向，推动制造业从粗放经营向精细生产转变，倡导“工匠精神”，做好本职工作，提高附加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借鉴日本等国家的成功经验，加速折旧政策得到全面实施，相当于企业减税，具有促进设备更新和扩大投资需求的多重效果。

　　

　　第五，在尊重创新规律的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与模仿主导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市场试错来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研究人员的期望，消除泡沫经济的干扰，促进创新因素的流动，培养人力资本，改革金融支持体系等。我们应该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促进几个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创新中心的形成。